2001年深圳：下海
关键字：除湿机
内容摘要：从脱下笨重的冬衣走下飞机，迎来第一缕抚面暖风时就开始了。只是有些潮气，所以后来他在家里添了一台除湿机。
从教授到律师，父亲以他的知识和人脉为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七年前，研究生的一个暑假，我第一次踏上了带给父亲财富的那座南方城市，见到了带给母亲荣耀的那座大房子。电话里，他们卖着关子对我说：“你来看看就知道了。在北方，老老实实地呆在学校里搞教学，两辈子都住不上这样的房子。”
推开新家的门，我意识到，他们说的并不夸张。迎面是一座雕花玻璃屏风，2米多高，图案是象征富贵吉祥的“牡丹凤凰”。那是母亲最喜欢的寓意。她雇了四个工人，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把这块大玻璃一寸一寸地沿着楼梯从一层挪到六层去。大门右侧是一个盘旋而上的紫檀木楼梯，一盏华丽的水晶吊灯，从棚顶垂下来，落在楼梯的臂弯里。母亲一回手旋开吊灯开关，璀璨的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母亲笑笑说：“一般不开，费电！”
“开着！跟孩子说那干嘛！”父亲显然觉得母亲的话有点扫兴。他正悠闲地坐在沙发上边看电视边泡功夫茶——到南方后，父亲培养了很多南方人的习惯。
一楼宽敞的大厅，被一个2米多长的水族箱分隔成两部分，一个客厅，一个餐厅。这个水族箱是父亲的得意之作，也是来客赞美的焦点之一。水草、珊瑚、螺壳、宝塔、房舍点缀水底，一群色彩斑斓的热带鱼上下游弋。不过那鱼的颜色太过艳丽了吧，晃得我不得不眯着眼看它们。
母亲记不住大多数鱼的名字，但能记住它们的价格。一条长相怪异的小鱼倏地从眼前游过，母亲点着具有放大镜效果的玻璃壁告诉我：“它，150一条。”对母亲来说，这个需要24小时空调、灯光伺候的大鱼缸，在很大意义上是一个费水、费电的摆设，不过，值得。
“带他去二楼看看。”父亲对母亲说，声音里充满了期待。母亲说，这一层是他们为我和我媳妇准备的。两室一厅，装修风格现代，厅里还放着一个乒乓球台。我看出了爸妈的苦心，他们希望我毕业后和他们在这里生活。
大白天，母亲还是把三层楼顶花园的电闸拉开了，庭院灯、草坪灯、灭蚊灯，全都亮起来，假山上的循环水汩汩地流。花丛、果树、木桥、假山、鱼池、太阳伞、根雕功夫茶几、小秋千，我像其他初访的来客一样，把赞许的目光投向每一处精心的布置，我猜想，这样的目光或许会让母亲忘却疲惫。
南下创业
父亲是北方一所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如果当年没有去南方创办律师事务所，现在他正每个月领着500 0多块钱的退休工资，过着优游自在的生活——父亲是一个很会享受当下的人。可生活总是那么地充满着不确定性，就连父亲本人也没有规划到，自己会在50多岁的时候决定去南方走走。
那座南方城市对父亲来说，其实还不算陌生。他曾经在那里给研究生课程班的学员讲过一次课。这种课程班是改革开放后，高校教育资源向全社会敞开的一种形式。在父亲所在的法学院，是从80年代末学校开始搞创收时兴起的。当时及后来的实践均证明，这是一个增加教师收入和开拓学校知名度的好办法。
这种办学模式也给教师积累下潜在的社会资源。比如在某个中部地区城市，当时研究生课程班的生源要求是副处级以上干部。父亲在那里讲课时，就受到了很高规格的接待。若干年后，父亲又一次来到那座城市，当时的很多学员都已经成长为位高权重的要害部门掌门人，他们对待昔日的老师，自然礼遇有加。这种倚赖知识传播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看似稀松，但它日后可能会转化成更为实用的社会关系，办什么事，都好使。
在那座南方城市，父亲有一些这样的社会关系，算是为他今后的创业不经意做了铺垫。但直接促使他南下的，还是几个更为亲密的师兄弟和嫡系弟子。他们都先于父亲南下，供职于当地的司法系统，他们热切地向父亲介绍这座城市的发展，人均律师占有率，以及案源的充裕。他们中的两位，后来辞去了公职，成为父亲律所的合伙人。
当时父亲在北方，也在学校法学院办的律所兼职做律师实务，不过相对于南方，那里的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已显现出明显的差距。母亲常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北方人观念的落伍。那是在临近世纪之交的时候，父亲办了一个5万元的案子。钱刚到手，税务局的人就跟来了，查来查去，也没查出问题，一伙人怏怏而去。“在南方，别说5万，50万，只要当事人愿意，也不是什么出格的事。”母亲说，“在北方，挣点钱招人妒嫉，想方设法要查你，而在南方，多数人还只是羡慕。”她常常感慨，当初支持父亲南下创业是一个多么明智的选择。
父亲南下创业，并没有经过太多心理周折。这个所起初是以法学院律所分所的名义创立的，父亲所履行的，只是他作为律所副主任的职责。只是后来，司法部有文件令政法院系所办律所与学校脱钩，法学院召父亲回去，父亲才在“教授”和“ 律师”、“学术”和“利益”之间做了一个权衡和选择。
创办的过程，也没有花太多心思。当时父亲只是在北方起草了一个报告，报给学校，选址及工商手续等具体事宜，全都由当地学生，即后来的两个合伙人操办。所以在办所这件事上，父亲说他“吃了现成的。”
2000年初，父亲飞往这座城市。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二次坐飞机，第一次是来这里讲课。学校有规定，凡是不太远的旅程，都要以火车为交通工具，所以这一次，也算是父亲第二次出远门。
学生请他吃了一顿全蛇宴，父亲估计要两三千块钱，但他没有发现学生脸上有一丝难色。这个学生原本是留校做教师的，4年前辞职南下做律师，如今出手如此不凡，这果真是个经济前沿城市。
城市的生态环境同样惹人喜爱，满城春色、郁郁葱葱。心旷神怡的感觉，从脱下笨重的冬衣走下飞机，迎来第一缕抚面暖风时就开始了。只是有些潮气，所以后来他在家里添了一台除湿机。最初的那几天，父亲还参观了大片大片的新建住宅小区，第一次见到了跃层复式楼，觉得北方的住房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但父亲也是有压力的，单是三个合伙人年人均分担的10万多块办公室租金和行政费用，就让父亲有些担心。一年，尤其是第一年能不能挣到20万以上，当时的父亲是没有把握的。
可现实要比想像中顺利得多。一个个案子从学生那里介绍过来，案源果然不成问题。就这样，父亲很轻松地完成了从校园到市场的过渡，到年底就挣了七八十万，旋即把房子定了下来。
很快，父亲就在那座城市站稳了脚跟。
败在父亲手下
这天是一个政法部门的学生请客，在一个很豪华的粤菜馆。席间，他挨近我，拍拍我的肩膀说：“有福啊，你爸妈什么都给你安排好了，房子、车，听说连女朋友的工作都给找好了。”接着，他又叹了一口气，“我走到现在，爸妈没能帮上一点忙，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靠我自己打拼出来的。”
从小到大，我一直是那么轻松愉快地享受着父亲的包办，上什么学校、选什么专业、读谁的研究生，而今，我什么都还没有做，就已经拥有了一套住房。在我30年的生命里，极少体尝到奋斗的滋味，当然也少有成功的激动和喜悦。在强悍的父亲的庇护下，我所能做的，只是坐在他身边，领受别人羡慕的眼光。
父亲在我心中凝固的形象就是一个坚定的成功者，不论学业还是实业。而我呢，母亲曾遗憾地表示，我除了在足球方面继承了父亲年轻时的爱好，在坐学术冷板凳方面，简直不能相比。她也曾在众多父亲的学生面前自豪地说，从小，我就是在父亲的光环下成长的。那一刻，我不知道该感到骄傲还是悲哀。
其实我很清楚，父亲为今天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他是1970年法学院毕业生，原本是计划留校的，但不幸赶上了“ 砸烂公检法”和“停办政法院系”的革命风潮，法学院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于是父亲就去了电台，在那里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干就是十年。
文革后，高校法学院陆续恢复生机，父亲决心考研，毅然从家里搬出去，住单身宿舍，每天复习功课到深夜，那时我才1岁。1980年，父亲考上了法学院后来他所从事的那个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成为文革后那所学校该专业的第一个硕士生，后来又是第一个博士生。同时，他也和当时北京等高校的硕士生一起，成为文革后中国最早的一批该专业硕士生。这批人后来大多都成为中国法学界可圈可点的人物。
父亲很珍惜重返学校的机会，拼命读书、学习，看书看到夜里两三点。后来他常常讲述用以激励学生的那个在走廊接电读书的故事就发生在那段时间。
父亲看书有一个习惯，离不开烟。那时他抽的还是卷烟，那种烟，很呛人。怕熏着我和母亲，父亲晚上便搬了饭桌，接了灯，到走廊里看书。夏天还好过，冬天，就很遭罪了，大头鞋和军大衣也遮挡不住刺骨的寒冷——我小时候的北方，要比现在冷得多。但那时，父亲对于做学问却激情万丈，当时他所专注的学术领域也有着一望无际尚未开辟的疆土，“出名”也是父亲那时的一个志向。那段时间，父亲做了大量读书笔记，也做好了未来的研究计划，他那本至今被国内学界称道的博士论文，和他的第一本专著，都是在那个环境下写出来的。
但这个故事对我的激励并不大。在经历了两次考博失利后，我放弃了学业，结婚了，但工作还是有一搭没一搭的。那天，媳妇一脸严肃地对我说，照此发展下去，我的人生注定会是一场悲剧。于是我决定，不跟父亲去南方。但不知道这会不会成为我人生的又一场小叛逆。
走过苦日子的母亲
兴致勃勃地，母亲又接待了一位来访的客人，是父亲学校的同事。参观程序如同我那次，就连母亲的话语和神态也是近似的，有重点地介绍而后欣然接受赞扬。这个房子如同母亲手上的钻石，逢人便伸出去，那一闪一闪的光芒，是多么令人喜爱啊。
“我怎么会想到这两年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有时候，母亲会说到泪光点点。从狭居和苦日子里一步步走出来，母亲现在的心情很难平静。
从我1978年出生到1990年上初中，我们一直住在电台4层的一间办公室里，18平方米。印象中，那里除了一张床、一个写字台、一个饭桌，家徒四壁。
那张被称作写字台的桌子，其实是用一个木头箱子改造的。父亲说，那是他1965年考上大学时，他的一个做木匠的叔叔给他打的。父亲工作后，就在箱子下面垫上几层砖头，上面铺了一层塑料布，改造成了一个写字台。后来母亲又用细毛线勾了一圈花边，围在箱子周围。那个箱子一直用到我们搬家，成为我们家使用年限最久的一件家具，长达25年。
父亲1983年硕士毕业后留校，生活并没有太大改善。在那段米面甚至干豆腐都要凭票购买的年代，母亲总是把细粮留给我吃，她和父亲就吃高梁米、窝窝头、苞米面。我们经常吃的菜是土豆丝、土豆炖豆角。这两样菜，我至今还很爱吃。
从小我就很馋红烧肉，但那时肉是不经常吃的。当时母亲攒一种菜票，面额是2角、5角或者一块，当攒到10几块钱了，就去换一盘红烧肉。有肉菜可吃的时候，父亲通常都会叫来他的同学，家里就会很热闹。而盘子里的最后几块肉，通常是推销不出去的，所以最后总是落在我的碗里。
母亲积攒菜票的习惯延续了好几年，突然有一天，她去饭店换红烧肉时，师傅告诉她，菜票作废了，以后就可以用钱直接买了。物质丰富起来了。但母亲还是捏着菜票惋惜了好久。
在那段不甚宽裕的日子，我们三口人过得挺乐呵。爸妈下班后最喜欢的娱乐活动是下棋，军棋、跳棋，两个人时常很认真地一下就是半宿。
1986年后，我们的日子渐渐好起来，主要原因是父亲的学校在铺天盖地的市场化浪潮中也开始搞创收了。当时，法学院办起了研究生课程班，在那场经济资本或权力资本换教育资本的大交易中，学校获益颇丰。
同时，法学院也办起了律师事务所，父亲从1986年开始在所里做兼职律师。那时，一个案子通常只能挣几百块钱，但对于当时一个月不到100块钱工资的父亲来说，做律师的收入已经相当可观了。事实上，从父亲做兼职律师起，我们就不用每个月盯着工资条过日子了。
1990年我上初中，一家人搬进了学校分的两居室，40平米，室内就有卫生间，以后上厕所再也不用排大队了。
1996年，父亲评上了教授、博士生导师，此后的日子更加好过，甚至比照周围人，已经看出优越了。1998年，学校给父亲分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130平米，在当时我们住的那个城市，已经很让人羡慕了。母亲喜欢得不得了。她花了68天精心地装修，每个细节都仔细琢磨。房子装修好以后，母亲曾兴奋地说：“这辈子再也不搬家了，以后白送我房子都不要了！”可她当时没有想到，两年后，父亲又送给她一个有这近三倍大的房子，还带着一个楼顶花园。这接二连三加速的喜悦，让母亲应接不暇。
母亲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她最大的优点是不妒嫉，但她最大的愿望是引起别人的妒嫉。而这一点，她总是如愿以偿。尤其是搬去南方后，她时常会沉浸在这种喜悦中。尽管那个家有很多让她觉得心疼的东西，比如水费、电费，以及会占用她很多打麻将时间去照顾的鱼池里面的锦鲤，但是在北方过去的朋友“阔太太”的称呼下，她把这些不快暗暗地搁在心里。
从穷日子走出来的母亲还是一贯的节俭，这种节俭是不假思索的。那年冬天，她因为舍不得丢弃一个发霉的萝卜，结果食物中毒，住了4天院，花了6000多块钱。但母亲似乎并不引以为戒，她选择生活的标准依旧是省钱。
父亲却不是这样。到南方后，他开始注重保养，从吃到用，到服务，父亲追求上了高品味。一度，他迷上了电视购物，通常是看到中意的商品，立即拨打热线电话。一个传说具有神奇功效的水杯，900元一个，父亲一下订了俩。那天，他又突发奇想带我和母亲去洗浴中心按脚，一个钟头200，小费100。因为父亲花钱大手大脚，母亲曾无数次和他争吵，但最终他们谁也未能改变谁。
回到学校去
父亲不顾召唤，继续留在南方，学校是不乐意的。因那时父亲在带研究生，而在南方的律师实务影响了他在北方的教学。而且每年，父亲都要辗转七八趟，上课、考试、阅卷、面试，他自己也觉得辛苦。他跟学校几次提出要提前退休，但因博士点的后备力量还欠那么一点点，所以父亲只好再等等。
一次和学生的闲谈中，父亲说起律师实务和教学工作的关系，他觉得法学学科是一门和实践结合得比较紧的学科，凡是律师实务做得好的，教学也会比较好，因实践会给他许多新课题，开拓他的视野和思路。如果处理得好，两者的关系应当是相辅相成的。但父亲承认：自己南下后，把挣钱考虑得多了。
父亲想早点退休，除了“把挣钱考虑得多了”，其实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他早已不甚眷恋他曾经那么热爱的校园了。1983年父亲留校后，很兴奋，加倍努力去做学问，想在这条路上有所建树，事实上，他早期的成绩也显示出他的功底和潜力。可是，这条路并不像他想像的那样顺利，而磕磕碰碰的原因常常又不在学问本身。
1994年，父亲凭学术成果原本可以评上教授、博士生导师，但因学校的专业偏向，最后的名单里没有父亲。情绪化的父亲好几天没有出现在法学院，他在家里和母亲下跳棋。后来，还是一个院领导亲自找上家门，对父亲当面做了解释，才把他劝回去。
父亲的率性而为也注定他不是一块当官的料，虽然他曾经做了一届主管教学的副院长。但即便在任上，他也没有对仕途抱有太多憧憬，而且“这个位置，权力不大，事情不少，又管在校生，又管师资培养，还要抓教学改革。”因此一届期满后，他连忙退下来喘口气。
学术氛围、人事环境都不尽如人意，父亲的斗志在减退。90年代后期，他看到与自己同样起点的北京高校的学生有的已是著作等身，而自己的学术道路，好像已经可以看到头了，所以“还不如赶紧把自己所学转化成经济效益。”
离开校园，父亲内心也很矛盾。毕竟，青年时代的学术理想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够放下的，“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常有人这样安慰他。
但一个机会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来了，一所学校的法学院邀请父亲过去领导学科建设。那个邀请他过去的人，就是从父亲读研究生起，一直关注父亲成长的老前辈。曾经，父亲想去他那里做博士后研究，但最终没有去成，这件事成了父亲心头的一个遗憾。
父亲征求母亲和我的意见，我们了解他仍不甘心放弃学校里的事业，支持他过去，希望那里会有一个适合父亲的人文环境。
在北方办好退休手续后，父亲过去了那所学校。听母亲说，父亲那段时间每天熬夜做研究计划，继续他原本想要放弃的学术事业，那精神头仿佛又回到读书时代，而律师工作又成了一份兼职。
那所学校，我想有机会还是要去看一下，听说春天的校园，开满了樱花，煞是好看。
文章来源：新世纪周刊 文章作者：湖蓝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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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谢涛于2010-01-12 10:45:50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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